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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浙商赵林中:那些中国改革名村的兴衰起落
作者:老哥论坛

  小岗村、大寨、大邱庄、南街村、华西村都曾是新中国发展史上声名赫赫的村庄,如今,有的依旧挺立潮头,有的却风流早被雨打风吹去。

  著名浙商,富润控股集团(浙江)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浙商总会副会长,诸暨市企业家协会会长赵林中通过对这些中国改革名村的走访与观察,对自身和企业都有了更新更深的思考。

  他在自己精心撰写的7000多字长文中认为,不管是一个村子也好,还是企业也好,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走有自己特色的路,同时,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不能盲目自信。

  浙商总会新媒体委员会「最浙商」今日特刊发赵林中的这篇文章,希望本文也能给广大浙商带来启发和共鸣。

  或许是来自农村的缘故,或许是心中那挥不去的“三农”情结,我老是萌发走一走中国“名村”的念头,或许从中也能从企业的角度吸取点什么,借鉴点什么,反思点什么。如今,这个愿望已基本实现。

  早些年,我到了河南的南街村;办公室搞活动时,特意去了江苏华西村;去年借赴山西和顺县考察之际,有意转道邻近的昔阳县大寨村;今年趁春节的时间,去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小岗村;5月,在参加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召开的“环渤海地区纺织产品市场拓展营销论坛”之余,走马看了曾经辉煌的大邱庄;6月初,专程去了趟“江南大寨”就在我们边上的绍兴县上旺村。

  小岗村。小岗村原来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子,户不满百,人口只有370多。1978年,因为带头搞了土地“承包”(大包干),成了农村致富的典型。

  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东南,离淮河约20公里。据史料记载,小岗村及其所在地凤阳县,古时候比较富庶。但自从1194年黄水夺淮之后,水旱灾害不断,以致农业衰敝,民不聊生。1978年,小岗村大旱,原任老支书严俊昌和他的堂弟现任村长严宏昌,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搞起“承包”,按下18个鲜红的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从此这个小小的村子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小岗村名噪一时。

  “承包”第一年,小岗村就收了13万斤粮食。虽然这个数字还赶不上农业集体化时的20万斤产量,但比起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时的3万斤,已经远远超过了。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农业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引发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目标的体制改革和创新。

  当我们走进小岗,看到今天的小岗算不上富裕。虽说是在春节时分,却有些冷清。为了体验一下小岗的生活,我们在村子里吃了一顿饭,没有饭馆,是在一农户家吃的。尽管是春节期间,但说实线年了,小岗却远远落在了邻近及其他地方的后面。

  大寨。上世纪六十年代,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恶劣环境里,历经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造出700多亩高产农田,成为中国发展山区农业的典范,由此掀起了一场长达10多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为毛主席亲自树起的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大旗,那时的大寨,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圣地”。据统计,在十几年间,海内外约有100万人来到大寨参观学习。

  经过30多年的洗礼,如今的大寨早已拂去了它神秘的光环,回归了既往的山村本色,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走得实实在在。走进大寨,可以感受到以贾进才、陈永贵为首的老一辈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艰辛历程,而更多的感受是改革开放下新大寨的新面貌。大寨这个昔日的农业典范正向着市场经济“新农村”发展,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现在的大寨已经无法想象当年的场景。虎头山上松柏满山,绿树成荫。大寨森林公园郁郁葱葱,山连山,岭连岭,绵延数公里。大寨展览馆、陈永贵墓园、周总理纪念亭、叶帅吟诗处、郭老诗魂碑,以及亭台廊榭、水池曹渡,掩映在万绿丛中。大寨,依然喧闹,操着不同口音的人随处可见,不过他们不再是取经学习的参观团,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打铁先得本身硬”、“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成绩不说没不了,问题不揭不得了”、“靠向上伸手,越靠人越懒,越靠志越短;靠自力更生,越干志越坚,越干路越宽” 在大寨展览馆的墙上,陈永贵的这些朴实的话至今没有过时。

  大邱庄。1978年起,天津静海县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带领村民缔造了一段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当年我在《读者文摘》(现为《读者》)杂志中读到他,真是顿生敬佩之情。我所在诸暨市也曾组织有关部门到大邱庄学习参观,回来后也搞了个“香港街”,意在展示一种开放。但到1993年8月,禹作敏走下神坛。1999年10月3日,一代强人静悄悄地“陨落”。

  1978年至1993年的15年,大邱庄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炮冲天,成为“天下第一庄”。1993年到2008年,又一个15年。这15年来,这里的人谨慎低调,不事声张。这15年,大邱庄撤村建镇,旧貌换新颜。在改革进程中,大邱庄如同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集体经济,民营化的企业改革等无数故事在这里流传,大邱庄犹如一个解析政治和经济纠葛的典型案例,扮演着一个国家发展缩影的角色。

  当年的大邱庄,至少有三样东西让全国其他村庄的农民艳羡不已:一个超强的经济实力、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和一位意识超前的带头人。大邱庄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还要早。在举国茫然的1976年,时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起用能人刘万明,利用大队凑起来的10万元钱,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串成3台轧钢机搞冷轧,掘到“第一桶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开始裂变和扩张,“以钢为纲”,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形成了支撑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四大企业集团,到1992年发展到一个顶峰。

  在大邱庄,我们走在“香港街”,看了禹作敏手书的《大邱庄变迁记》,参观了“庄主”禹作敏的旧宅,与村民闲聊,隐约感到,假如能回到从前,普通大邱庄人仍会选择回到那个他们生活过的衣食无忧的集体,逝去的“天下第一庄”仍是他们心中的梦想,至今仍有村民说“禹书记那阵多好”这样的话。

  仅读过几年私塾的禹作敏,言辞朴实,却常语出惊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很多名噪一时的顺口溜,都出自他之口。而最后他被流传的一句话是“我是改革路上致了富,法律路上迈错了步”,着实令人惋惜。为什么会这样啊?!

  南街村。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这个中原大地普通而又奇异的村庄像一幅复杂的拼贴画。这里的人们佩带毛主席像章,唱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政治挂帅”、“坚持思想育人”、“为奋斗终身”的口号随处可见。在这个只有1.78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金钱的交易。对村民来说,拥有金钱意义不大:从房子到电器,从水、电、气到饮食,从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让农民感到恐惧的疾病,也得以集体资金全额的保证。南街村试图实现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一直存有的“大同”之梦,而这个梦的设计者是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为了这个梦,王宏斌把资源从村民手中收归集体,把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收归“一统”,称为“建设小社区”。

  南街村的发展之路和绝大多数的村庄迥然不同。改革开放初始,全国上下纷纷“分田、让权”,南街村却反其道而行之。1986年的时候,南街村的村办企业产值已经达到320万元,这是王宏斌向村民许诺的基础。1989年南街村企业产值达到2100万元,其后的发展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九十年代,围绕着食品加工,南街村在终端产品的身后,建设了包装、调料、面粉厂等等内循环产业,到2000年后南街村的固定资产突破了10多亿。

  去年初,一篇题为《红色亿元村神话破灭》的报道在各大媒体转载,南街村再次陷入舆论的“漩涡”。随着一代南街人的成长,南街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态开始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铁板一块的南街开始风化,千篇一律的东西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王宏斌的同伴中,有的离开了南街,有的离开了人世。“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南街村墙上刻着的这句话意味无穷。

  华西村。曾经来过我集团的著名作家何建明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说的就是华西村的领头人吴仁宝。何建明这样写道:“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他的村子一直走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前列。近半个世纪里,多少与之同起并齐名的红旗或典型,或倒下的倒下或消失的消失,有的像吹气的泡泡。有的则如昙花一现,惟独他和他的村子,旗帜依旧高高飘扬,而且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他的旗帜越举越高,越来越鲜艳。”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区东,华士镇西。40多年来,在吴仁宝老书记的带领下,华西人发扬“艰苦奋斗,团结归口,服务分配,实绩到位”的华西精神,建设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被国内外人士赞誉为 “天下第一村”!

  上世纪70年代,华西村开了间小五金厂,从此冲破单一农业经济,走上了农副工综合发展之路。1995年,该村为中国乡镇企业最大经营规模第三名,最高利税总额第一名。目前全村95%以上的劳动力投入了工业生产。村民收入来源有基本工资、超产增效奖金和公共福利。村里没有一个暴发户,也没有一个贫困户。在华西村,村民家家住300到600平方米的别墅,有1000万到1亿的资产,有1到3辆小汽车。村里还建了塔群、隧道、龙西湖、桥文化、世界公园、农民公园以及百米金塔、千米长龙、万米长廊、万米长城等80多个旅游景点。

  在华西村口,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的语录与时任总书记的语录并排矗立,告诫干部们既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又要与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劝说人们“家有黄金万两,一日不过三餐;住房独占鳌头,也只睡一个人的位置”。

  上旺村。绍兴南部山区,在连绵起伏的山峦间,有一个村子与一个人,曾经被推上改革的历史舞台,名扬天下,红遍大江南北。这个村子与这个人,就是当年有名的“江南大寨”绍兴县红山公社上旺大队,现今的绍兴县富盛镇上旺村及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王金友。

  还在我国亿万农民为温饱问题困扰的岁月里,当年的上旺大队党支部以改造山河,建设家乡的坚强决心,带领全村群众艰苦创业,在人均只有2分2厘水田的穷山沟里,兴水利,造粮田,开荒坡,建茶园,育山林,办工厂,使山乡人民初步摆脱了贫困。上旺人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在浙江省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谁能想象,当年86个国家的元首和领导人曾踏进上旺的土地。

  遗憾的是,现今的上旺已基本找不到昔日的印记。记得我还在农村务农时,有句话叫“远学大寨,近学上旺”,公社组织大队干部有的赴山西大寨,我却连参观上旺也挨不上。今天真正走入上旺,全没有媒体介绍的那种感觉,有些失望,连想在村子里吃顿饭都没有做到。

  当年我们这一代人求学无门,从军无路的时候,铁心务农、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父亲总是一个劲地说农村的好。并号称“锄头铁耙万万年”。毛主席老人家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时候,父亲就“盼”上知音了,说“你看,毛主席都这么说”。还举例说那些飘泊的游子,那些被城市精简下放的人,那些劳改刑满释放人员,最后都会回到农村的怀抱。农村,她的胸怀是多么的宽广!

  从农村走到城镇,当年还跳出农门吃上众人羡慕的“公家饭”,可我一直告诫自己,保持农民的本色,发扬农村的优良传统。走了这些名村,联系企业的实际,我有许多的感想和感慨。

  小岗的“承包”曾被全国农村推广,而且“包”字进城,推广到城市的诸多领域。我到诸暨针织厂之初,也根据企业的现状和我个人的思维特点,推行了承包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出生于凤阳的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没有解决农民的水旱灾害问题,凤阳人包括小岗村人只好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诞生了承包制的小岗村,也至今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若没有各级政府的补助,小岗可能更困难。也许也如一位经济学家说的:小岗村的条件和环境决定,小岗村现在的发展状况才是正常的,很富反而是不正常的。但是小岗村的举动在整个中国改革史上的功绩是无法抹杀的,对中国改革进程产生的推动作用是举世公认的。

  大寨人不顾及过去的是是非非,紧跟住时代的步伐,艰苦创业,发挥其独特的品牌优势,使大寨精神重放光芒,令人敬佩。当年的“铁姑娘”郭凤莲带领大寨进行第二次创业。曾经战天斗地的她走南闯北,卖煤炭,办水泥厂,学着经营,学着商业谈判,甚至学着陪笑脸求人,学着喝酒。大寨人利用优势,发扬长处,创造条件,建立基础工业,建成了水泥厂、衬衫厂、羊毛衫厂等,打开了致富门路。在郭凤莲的手上,大寨完成了从昔日“政治品牌”到“经济品牌”的转身。

  “大寨”这个品牌给大寨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大寨核桃露、大寨牌衬衫、大寨醋、大寨黄金饼等产品纷纷走出娘子关,行销全国。在打造“大寨”经济品牌的同时,“大寨”品牌所凝聚的精神价值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了解。

  大邱庄的街头有禹作敏手书的《大邱庄变迁记》,写于1990年,内容是写从1980-1990年改革开放十年大邱庄的巨大变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大邱庄精神”。根据照片我逐字辩认出这篇文章的内容,兹录如下:

  大邱庄建于明朝永乐二年(一四零四),至今达六百年。昔日有两个穷根,一是大地盐碱,二是文化落后。“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以穷著世。

  1978年后,十年改革,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经济上十年翻了九番,年收入提高二千倍,农业形成规模经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劳均产粮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义务教育、成人教育已普及,农民第一代大学生茁壮成长;群众生活超过小康水平,老幼皆欢,安居乐业,各式新型建筑代替了大坯房,新型城镇初展雄姿,人的本质和观念,已顺应商品经济新潮流。中国第一庄享誉海内外。

  回顾十年,由穷变富,其间辛劳风险,天地做证,人民做证。靠工业发家,农业保家,人才兴家,政策当家,坚持共同富裕道路,深入人心,形成艰苦奋斗,勤俭创业,敢担风险,开拓进取的大邱庄精神。

  展望未来,农村城市化,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农民知识化、科学化,切记人的现代化是根本保证。

  可没有谨记的恰恰就是这位禹庄主。禹老先生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命运之无常,实在令人叹息!

  5月16日在从大邱庄参观结束后,随同考察铜陵上峰的合作单位中信重工(原洛阳矿山机械厂),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曾在这里工作过。公司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建起了焦裕禄事迹陈列室,命名了焦裕禄大道。随后我们还专程到兰考县追寻焦裕禄的足迹,谒仰焦裕禄墓并敬献花篮,参观焦裕禄纪念馆,听焦裕禄的养子介绍焦裕禄的事迹,看焦裕禄亲手种下的泡桐树“焦桐”。那时我就在想,如果禹作敏的大邱庄能加上一些焦裕禄精神,那么禹老先生的悲剧也许就可以完全避免了。

  看来,成大事者偶而出一点小疵漏实为幸事,因为它既创造了微调的机会,也预防了可能的大漏洞,并使你领悟。约束自身和丰富心灵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拥有自我和善待世界是可以两全其美的,但在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上,别说多跨出一步,半步都不行。

  王宏斌和他的南街村,总是充满了争议。有人赞叹它“实现了昨日的理想和梦想”,也有人批评它“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而带有原始的村社制度的痕迹”。难怪当年有国家领导人到南街村视察,只看但不作声。我认为对一个村子乃至一个事物,应该撇开非好即坏的评判标准,同时还要有一种宽容的胸怀,要允许试嘛。南街村在我国农村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典型,从当地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南街村所在的临颖县,也没有几个村能够成功学习它的经验。然而,南街村又确实是一个在我国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我是在参加全国优秀员、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期间认识南街村王宏斌,在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时认识了大寨郭凤莲,而且还通过郭凤莲认识了老劳模邢燕子(天津),在全国劳模表彰会上见过吴仁宝老书记。其实大寨、大邱庄、华西、南街这些名村、强人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当年大寨困难的时候,华西村曾经施以援手。大邱庄神气的时候,吴仁宝这位年长的智者曾经向禹作敏泼过冷水。他对禹作敏说:“我们靠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了一点成绩,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荣誉和地位够多、够高的了,所以我们要头脑清醒,更要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的位置。”可惜当时禹作敏听不进去,也可能是灵魂跟不上。

  千百年来,从中国农村里只走出去过零星的暴发户,一个区域的整体富裕则是从未有过的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终于告别了饥寒的威胁,奔走在小康之路上。这些天下第一村、华夏第一村、天下第一庄的名扬神州,要又好又快,既长又久,就离不开小平同志提倡的“两手抓,两手硬”。在这个意义上说,华西村似乎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华西村走的更称得上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华西人说“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2001年6月份以来,华西村通过“一分五统”的方式,将周边16个村纳入华西共同发展,建成了一个面积超30平方公里、人口超3万、文明富裕、稳定和谐的大华西。

  这些名村及其当家人的兴衰成败,我无意评说,但我想象吴仁宝等,他们所追求的一定是另一种东西。但不管是一个村子也好,还是我们企业也好,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走有自己特色的路。每到过一个村,确实都有一种触动,从而也会给富润带上一些印记。从华西村、吴仁宝的常青,我更想到,理念比理论更重要,领悟比领会更重要。一个人,特别是已经有了地位、权势、财富、荣誉的时候,更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唯有自知之明,才能保持清醒。还有,就是要多付出,少索取,别老惦记着自己的付出。实际上,当你付出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已经准备了一份同样的回报给你。

  人啊,特别是有权有势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啊,是不是应该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永远“自以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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